曹锦清:走进底层中国——一个学者的乡村调查

曹锦清:走进底层中国——一个学者的乡村调查
毛主席和邓小平都好在舞阳县藕池村,中饭后,我请支书陪我造访几家农户。转到村南边,看到一栋粗陋寒酸的小屋,满是瓦顶,土坯墙上还有一个大窟窿。心想必定是该村特困户,所以入内观赏。室内有一老翁,见咱们进门,连连招待咱们坐下喝茶。我一面与其扳话,一边查询室内状况:一只用木凳搭起的木板床,被褥与蚊帐虽陈腐,却也洁净。一只口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大概是储藏粮食用的。临窟窿一边的 墙下,堆放着各色杂物。被烟熏黑的房顶、屋梁上,积满了蛛丝。老汉现年70岁,生有三男一女,早已各自分居过活。老伴恰到闺女家去玩了。村里儿女婚嫁,多在附近村里。我问老汉:为啥不与儿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老汉讲得很真实:自己还能动动,仍是两老单独过活安闲些。住到儿子家去,看他配偶俩忙着,自己闲着也伤心,吃顿饭也不舒坦。老汉还种着自己的承包地,由儿子们帮着耕种与收割。他平常看几头牛。在门前的大树底下,拴着两端大黄牛,还有三四头小牛在村边地上吃草、游玩。养牛算是老汉的富民工程了。不多一瞬间,连续进来5位串门闲谈的乡民,其间两个年近40岁,另3位或60开外了。我问老农们: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日子最伤心,什么时候日子最好过?他们共同答复:解放前日子最伤心,分田单作后,日子最好过。其间一位老汉指着另一位说:他的日子才好过呢!每天早上喝一碗豆浆,吃一只鸡蛋,养分得很。被指的老汉仅仅嘿嘿地笑,不说话。我问:他的日子条件为什么这么好?他说:他的儿子孝顺,又有本领。办了一家锯木厂,赚了钱,还盖了房子。我又问:你们以为毛主席好呢,仍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解放前,这一带产值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水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要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水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牵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初,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乡民大众一向日子在惊惧之中。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之灾,乡民日子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日子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造,旱涝之灾减少了。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你能感触得出来,毛主席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看来温饱与安定是我国农人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殷实是我国农人最高的抱负。看来,适度殷实与调和联系,应成为村庄小康社会的两大底子的亦是可行的方针。然而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明的激烈影响下,被激起出来的无限愿望正从城市蔓延到村庄,是祸,是福,殊难意料。农人的三害之苦在开封党校,我认识了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现年41岁,结业于郑州大学经济学系的胡教师。胡教师的老家在太康县某村,村里还有一位60余岁的老母亲及弟弟一家。他对乡村、农业与农人日子状况非常了解,他坚持以为,内地绝大多数农人仅仅变革本钱的承当者而非变革盈利的共享者。归纳起来说,处于我国社会最底层的农人深受三害之苦:一是天然灾祸,二是当地政府之害,三是商场价格动摇之害。他罗列两例阐明农人受后两种灾祸的状况:一、前几天,他回太康老家去,那里有不少农户正在采伐刚刚挂果的苹果树, 腾出土地改种冬小麦。农人兄弟为什么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苹果树呢?那是由于三四年前,苹果的商场价格较高,县、乡政府施行富民工程,搞高效农业,指令农人栽培苹果。倘农人不肯栽培,乡里派人到农户的承包地里来挖洞,还要收取挖洞费。期望农人增加收入,这是件功德,但一成为县、乡政府的工程,确认目标、层层落实,也就侵犯了农人的经营自主权。由于附近各县遍及指令栽种苹果,供求联系发生改变,致使苹果价格逐年跌落。本年的苹果,好的只要四五毛一斤,差一点的只要一二毛一斤,农人血本无归。有限的承包地被苹果树占据,不能栽培小麦。小麦种不上,苹果又卖不上钱,农户只得忍痛砍树,改种小麦,弄得天怒人怨。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二、上一年河南棉花的商场价格高于国家的定购价格,所以县、乡政府出动警力到各交通路口围追堵截,乃至到农户家强行征购。本年棉花的市价又低于定购价。所以政府收买部分压级收买,乃至拒收棉花。假使拒收棉花,农人便无钱购买农药与化肥,直接影响小麦的耕种。胡教师接着说,在天然之灾、当地政府之灾、商场之灾的三害之中,农人最感无法,也最怨恨的是当地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播送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响,农人一听播送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当地政府各部分耍着各种把戏搜刮农人。上一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与弟弟细算过一笔帐,在正常年景,一亩二熟,一熟小麦、一熟玉米,除掉农用本钱,纯收入只要500元左右。他配偶两人,辛苦一年,劳动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给当地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则,农负率不得超越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遍及的现象。现在,你随意到乡村去逛逛,处处都能感触到农人与当地官吏的严峻敌对心情。村支书的优点在80年代中晚期,乡民中外出打工赚钱者渐多,有才干者更不肯守在村里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村支书、村长。但这种状况,自1992年后,发生了显着的改变:村里有许多人争做这份差使。由于他们发现,这份差使有不少优点。榜首,从明的说,年薪提高到1000元到2000元之间(各村有差异)。第二,村首要干部喝酒、抽烟简直不必自己掏钱:乡里来人,他们陪着吃;村里大众办婚丧,请他们吃。我大略给他们匡算一下,光烟酒两项,全年约在三五千元之间。第三,全村每年的计划生育目标是由乡里派定的,但把生育目标分配给谁,却是村支书的职权,从中能够得到不少优点。或有超生,他能够庇护隐秘,从中能够承纳贿赂。第四,村支书、村长往往将他们应该承当的农负,部分或悉数分摊到其异乡民头上去。减少了这笔大开销,不等于得到一笔大收入吗?第五,至于其他优点,更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说不准了。如宅基地分配,自己能够多一点、方位好一点;自己人超生,能够革除高额罚款,如此等等。这些明的、暗的收入加起来,一年搞个二三万元,那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贪心一点的,或能弄到更多一点。从我与他们的多年触摸来看,估量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左右。上述状况,是自1992年以来逐步遍及化的。正由于他们发现这份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实践上有许多实真实在的优点,故积极主动地争着干。我在党校教学,一头与乡党政干部有触摸,联系不错,一头与村干部有往来,故凡想钻营村支书之职的人,常来找我帮助,疏通上层联系,所以我知道这些状况。正由于钻求此职人许多,故土党政部分要任职者交纳必定的‘保职费’。所谓‘保职费’,其实便是卖官与买官,三五千元不等。至于各乡‘保职费’的多少及其遍及程度,上缴的‘保职费’列入乡财务预算外收入,仍是落进单个乡干部的私家腰包,那就说不清楚了。一是‘保职费’近一二年才有,二是此类事有很大的隐秘性,咱们也欠好多问。什么样的人才干担任村支书、村长呢?我对此没有搞过查询,凭形象说,大体上是三种人:一是有宗族势力,特别是大宗族势力支撑的人。单门独户,在早年或可凭阶层成份好而当上大队干部,现在是不行了。便是让他们当上村干部,也是干不下去的。二是‘朝中有人’的人,如有亲故在乡里,乃至县里当官,靠着他们的支持,也可放着胆子做村支书。三是确实是就事公正且精干的人。就S全县规模来讲,这样的村干部是有的,但很少。这种人,只求乡民大众说他一声好, 他的心里就感到结壮,不谋私利。但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之下,他们能否持续存在下去,这倒成了个大问题。县长谈吏治上午由马主任陪同到E县。E县县长是马主任的同班老友。此次特地访问县长,是就县乡政权中的有关问题交流各自的观点。县长说:就信阳一市九县而言,我略有一个形象。对E县而言,我是比较了解的。就以我所触摸所了解的规模而论,说真实的,是‘两端小,中心大’。一头是勤政为民,下以黎民大众之生计为忧,上以民族国家出路为虑的清官,在现在的市、县、乡官场中,实不多见,说百里挑一也行。一头是营私舞弊,以搜刮 纳贿为能事,以邀功上爬为意图的贪官也毕竟是很少的。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劣政行于一时或可,但怎能行之持久?很多的当地官员处于中心状态,但在现行政治体系与用人体系之下,这中心状态的官员,其改变趋势实有令人担忧之处。现在绝大多数当地官员,考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保位,二是升官。我国政制及用人准则,下级的乌纱帽悉数把握在上级少量官员手中。故部属官员,为保乌纱帽,为求升官,只得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看上面的脸色,乃至揣摩上面的喜爱行事。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目标、使命,很 少问,或不问,乃至不敢问可行或不行行,切合实践或不切合实践的问题,而是照单推广。在履行过程中,还要留出一个‘提前量’,因而往往加码向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乡压村、村压农户。省里定的目标是100,到了农户头上往往是150,乃至是200。如省里核定电价,每度0.5元上下,到了农户,往往1元左右,乃至更多。农人不堪重负,上访上告。权利集中于上,且首要集中于一人,这种政体若要有用运作,有必要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处于上位的这一个人有必要德才兼备:德,足以勤政廉洁;才,足以观察下情且任人唯贤。二是权大责也重,责权相等。但这样的人,自古就少。现在推广商场经济,人人竞相追逐财富,贪图享乐,那就愈加稀少了。假如德缺乏以自律,才又平凡,大权独揽,职责推给部属,那非出问题不行。现在讲法制,但咱们的法令,上缺乏以治官,下缺乏以治民,往往徒托空文,这便是所谓的‘有法不依’。在谈到逃避制时,县长说,官员逃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当地联系网的影响;其弊是县、乡首要官员流通太快,刚一了解状况,就被调到他县、异乡。当地官的许多短期行为,由此而发生。论题又转回到当地吏治与政体方面来。他说:在我看来,县、乡官吏中的问题,首要仍是政治体系问题。单个官吏的糜烂行为,还比较简单处理,但一触及当地政治体系变革,便困难重重了。经济变革,搞活发展经济,官、民都能从中获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税,财务充盈,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搞经济,人乐于从事。但搞政治变革,仅精简机构这一条,就得砸掉许多官员的铁饭碗。再把对上担任改为对下担任,那肯定会遭到来自官场内部的激烈抵抗。我国向来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全国的。别的,现行的财务体系也有问题。分灶吃饭,对滨海经济发达区域有利,对内地晦气,对内地缺少二、三工业的农业县、乡,特别晦气。滨海发达区域,当地财务悉数来源于二、三工业,并有余力补助农业。咱们内地呢,底子做不到!就拿信阳九县来说,县、乡财务首要依靠农业。农业经济,一是软弱,至今仍是靠天吃饭,咱们这儿下了四五天雨,还不是大雨、暴雨,全县就有三分之一小麦受淹。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排涝保苗,能保住下一年的夏收,已属不易了。二是效益比较低。农业欠收,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穷。老天爷帮助,农业丰收了,谷贱又伤农。本年的小麦、稻谷的市价,比上一年降了二十几个百分点,差不多把农业的纯利这一块都降掉了。三是户均耕地面积太小,产出极端有限。当地财务与农人争饭吃,而不是像滨海那样,补助农人一点。农人说农人负担重,当地政府说穷得发不出薪酬,上上下下日子都伤心。咱们信阳区域,一乡的财务,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县财务收入,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这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各县、乡往往发了教师的薪酬,发不出县、乡官员的薪酬。咱们还精干些什么事。该由乡、县财务养活养好的官吏,现在养欠好,要他们集中力量办公务便困难了,由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去办私事去 了。当地吏治的恶化,实与这一要素有密切联系。最终,县长说:前次马主任对我讲起‘马太效应’,叫做‘你有的,还要给你;你没有的,还要掠夺你’。现在滨海与内地,殷实当地与贫穷区域的状况,正是这样。E是个贫穷县,老天还给咱们降灾。滨海殷实,资金向那里活动,方针向那里歪斜。但我国是我国,老子讲‘损有余而补缺乏’,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邓小平也讲‘共同殷实’。咱们内地贫穷县期望中心做两年事。一是中小学教育这一块,由中心财务担任。二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造的投入。只要这样,咱们才干一步一步地爬出贫穷。